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10月1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次下调刑责年龄意味着什么？法治教育只是单纯的法律知识灌输？家长在法治教育中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本刊将邀请教育界、法律界专家围绕我国法治教育现状分享自己的经验与建议。

 

刑责年龄下调引发关注

 

需科学且全面看待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姜涛认为，此次调整有三个意义。首先，强化对未成年人行为的约束，起到遏制犯罪低龄化现象，有利于引导未成年人的健?**沙ぁＦ浯危?赜ι缁峁厍小Ｒ恍┑陀谙中行谭ǚǘㄐ淌略鹑文炅涞奈闯赡耆耸凳┲卮蠓缸镄形?陌讣?皇狈⑸???⑸缁岬闹卮蠊刈ⅰＴ诜⑸?闯赡耆吮┝κ录?螅?谰菪谭ǘ云浣?写Ψ＃?饶苈?忝裰诘谋ㄓη楦校?彩切谭ㄕ?宓奶逑帧：螅?逑至诵谭ù咏逃??鳌⒊头Ｎ?ǖ街刈锎Ψ！⒃し牢?鹊男谭ü勰钭?洌?创颖；け缓θ私嵌龋?し?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给他人带来严重伤害。

 

对于多数人只关注下调刑责年龄，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法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任海涛表示，这次不是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要构建一个综合矫治机制。比如少年司法制度、少年刑法制度、恶意年龄补足制度、保安处分制度等。这些制度的构建，对未成年人违法失范行为都将发挥矫治、教育作用。

 

此次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固然回应了社会关切，但并不意味着刑罚的严厉适用。宏志中学校长林剑表示，对于未成年人，仍需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刑事诉讼进程中，应该制定相应制度帮助涉罪未成年人摆脱犯罪的烙印，转向社会化的矫治措施。即便服刑，也应实现分管分押，给予必要的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和刑释帮教。尽大的努力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在中学副校长范小江看来，无论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列入立法程序，还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之前提请审议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对于学校的法治教育来讲，都是很好的契机。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因此学校需要科学地理解立法精神，不是简单地将条款内容告诉学生，而是要全面地解读，做好有内涵的法治教育。并要结合学校的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不是知识灌输

 

需融合生活强化预防

 

近年来，各地各学校通过开设法治讲堂、模拟法庭、配置法制副校长等方式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加强法治教育。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晓亮认为，目前法治教育效果不显著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抽象的法律概念以及专业术语本可以借助具体生动的案例灵活演示，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与生活联系起来。法律本身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实践活动的缺失扼杀了法律教育的生命力。其二，课程设置不合理，校园内未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目前学校法治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学校重视法治教育的程度差异明显。其中，为突出的是从事法治教育的老师水平参差不齐，甚至较为薄弱。专任教师法治素养跟不上法治教育的专业水准，面对学生提出的疑问，不能较好的解答。范小江表示，法治教育不是法学知识教育。因此，对于老师，一方面要拥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要对法律和法治有自己的专业认识，如此才可以走上讲台，与学生讲授法治教育，跳出法律知识教学的法治教育，达成法治思维、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信仰。当然，无论是开展任何形式的法治教育活动，老师都要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内驱力，把生活法治化，把法治生活化，这样做才能让法治教育入心、入行。

 

同时，范小江还表示，各年龄段的法治教育水准，没有可借鉴的标准，只能依照《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实施，导致学校无法掌握教育的标准，特别是有关法治教育的尺度。这也是目前学校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姜涛看来，国内法治教育大的瓶颈在于缺乏生命观的教育，缺乏对问题少年的个别化法治教育，包括家庭、学校法治教育责任的缺失。从刑事政策层面看，对未成年人暴行放任不管是错误的，对于预防未成年人暴行，较优的方式是寻求能够大化教育、感化、挽救的制度建构，把治理低龄未成年人暴力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对待，警惕暴力的破窗效应，强化事前预防。

 

因此，他提出三点建议：首先，继续完善未成年人的少年司法制度，对于存在欺凌、暴行等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人，可以由专门的工读学校，对其从心理、行为等进行专门矫正，事前形成一种不易犯罪、不愿犯罪、不敢犯罪的治理体系。其次，犯罪低龄化主要原因是家庭监护缺失、需要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强化父母、学校的监督管理责任，尤其是对欺凌同学、施暴他人、抢夺财物等行为的不良少年的监督管理责任，在必要情况下，父母、学校需要为此承担监督过失的行政或民事责任。第三，严加惩罚不如严密防范，严密防范需要强化法治教育，可以考虑在小学、初中的义务教育阶段，增加法治教育实践课堂，包括旁听案件或到监狱参访，让在校学生真实感受到犯罪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危害。

 

法治防火墙需多方共修

 

积极协同并综合发力

 

在采访中，多数老师认为，法治教育不能仅仅从自身角度切入，内容上还应该整合心理教育、道德教育等方面，主体上还应该调动社会、家庭、学校的积极性，综合发力，共同作用，从不同角度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

 

据宏志中学德育副校长赵勇介绍，为了加强法治教育建设，学校不仅把法治教育教学任务纳入教师考核范畴，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去分配课时、编写教材、布置任务，作为刚性标准完成。同时，学校还依托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势，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手段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心理培训，积极引导青春期的学生学会科学面对和调整自己的心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指导家长尊重教育规律，学会亲子沟通、情绪控制、非暴力沟通、刺猬法则等技巧，做合格的父母。

 

黄晓亮表示，面对孩子的成长问题，家长们不能只扮演学校教育的旁观者，而是应当从传统的教育都由学校说了算这种被动协助者转变为现代学校治理的主动参与者，甚至成为构建新型家校共育关系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推动者。因此，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不该只停留在校园中，还应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突出未成年人相关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犯罪预防和权益维护的教育。此外，还可以在家长参与学校的法治教育，家校协同的实践中，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专题宣讲、定期培训、集体研讨、个体交流等教育活动，从而让双方能够凝聚统一的教育理念，获得高度的情感认同，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效果。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在新生报到天，就会和家长签订《家校共同促进学生学习成长质量责任承诺书》，该承诺书中就规定了家长应当履行对学生进行普法宣传、进行法治教育，监督引导学生尊法、守法习惯等内容。学校也可以充分发挥家长的职业特点，从不同职业的角度结合自己工作特点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丰富学生对法治教育的认识，树立全面立体的法治观念。此外，任海涛还建议学校可以围绕一些现实案例邀请家长、学生共同探讨。这样做不仅可以让家长在参与学校教学管理相关的制度建设过程中，积累依法治校的经验，同时，这些经验也会影响到孩子，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对于家长在法治教育中应该担负的责任，范小江建议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观，讲正气，传播正能量，坚持宣传正确的价值观，培育阳光健康向上的社会心理。具体来说，面对社会热点事件，家长要积极引导，科学、辩证、全面地分析问题，避免偏激、片面地引导、主导孩子的认识，对一些社会不良现象，要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作为家长，要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守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自觉履行义务，尊法、畏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法律和道德作为自己家庭行事的根本遵循。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总而言之，家长要以身作则，让家庭充满正气，法治教育才会彰显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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