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中国家政业面临市场混乱、监管缺失的窘境，中国至今尚未启动家政服务行业的立法程序。相关法律制度迟迟未建立的原因是什么？

 

高欣：我不太倾向于从制度、框架层面上分析家政立法滞后的原因。我感觉，家政服务业统一立法比较难出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情感劳动，而且是在私人领域的情感劳动—一旦涉及情感，事情就变得很难界定。有人曾说“家政工人、家政公司、雇主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抛开中介家政公司不说，在相处过程中，雇主和家政工可能都会付出一定的情感。如果处不好的话，双方都会觉得委屈。

 

有时候，说不定收费低的大姐跟你们家更合得来，所以哪个阿姨更好，其实不好界定。也有些雇主可能是把大姐当自己人，说话不太小心，但实际上大姐们的心里都是有防备的。所以雇主和家政女工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但家政业的确有些地方亟须规范，可以考虑先规范一些框架性的东西，比如资格认证，比如收费标准。现在家政女工里最火的是住家月嫂，收费从6000元到3万元不等，那花1万元请的月嫂和花2万元请的月嫂，她们的服务差别究竟在哪里？一旦价格规范不够明确，雇主就难免有些“冷暖自知”的感觉。

 

时代周报：从横向比较，其实每个地区的家政业都会面临“情感劳动”这个问题，但在香港，菲佣群体受到的法律保护是比较大的。

 

高欣：香港的菲佣群体也存在歧视，否则菲佣不会花那么多年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种转变首先是理念的转变。我比较看重的是这个行业怎么去推动相互的尊重，或者起码是行业里的相互尊重。

现在很多人包括我的同龄人，好多还是把阿姨叫成保姆或者“干活的”。与此同时，一些家政工人出来工作时也是带着一种自卑或者“我家里缺钱，才给你们干活”的想法。双方的心态都需要调整。如果家政行业想被当成一个正规的朝阳产业来推动、规范、培养，这种不平等的观念就是阻碍。

 

在这一点上，西安的家政工表现得很好。她们把这个工作当成一份职业，她们去雇主家是带着技能的。你们给我发工资，我会尊重你们的要求，但也请你们一定要尊重我的技能。双方在心态上是平等的。西安的家政女工强调不同，不强调高下。

作者：头条号 / 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