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立国的大唐，和它之前的王朝一样，在战场上不缺乏能争善战的武将，在朝堂上更不缺善于机谋权变的文臣，但善于持筹握算的理财家，则一直属于稀缺物种。所以当一场“安史之乱”过后，“贞观盛世”的红利也被消耗一空（打仗消耗钱粮，纳税人口从700多万降至200多万）。再加上“天子佚乐 ，而用不知节”，而地方诸侯又割据一方，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于是唐代宗初年，中央财政已经入不敷出，致使“太仓空虚 ，雀鼠犹饿”。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那么大唐的国祚可能就要拱手让人了（吐蕃正对中原虎视眈眈），这个时候一个人挺身而出，挽救了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唐，他的名字叫刘晏，估计知道他的人和知道骆驼的人一样少。不过接触过他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三字经》里“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说的就是他天资聪颖，小小年纪就被唐玄宗李隆基破格提拔为太子的正字（正字是掌管文书，校对文字的官员）。

刘晏虽然起步早，但是在仕途上并没有平步青云，不是他的能力有问题，而是他不喜欢钻营升迁，他的兴趣或者长处在于经济而非政治（当时政局混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他四十岁之前虽然官声不错，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地方。直到他做了度支郎中，他的经济才能才开始逐渐显露，到了唐代宗称帝后，他的蛮荒之力才真正爆发出来，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最初仅有400万贯（一年）的收入，增加到了1000万贯。后世的司马光曾夸他“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是想办法解决首都附近的粮食供给，这是燃眉之急。当时的唐朝的国度在西安，附近的粮食丰年都不够吃，还需要从江南等地调运，不过此时南北陆路通道已被战乱阻断，而水路也不顺畅。刘晏久在基层工作，知道陆路运输即使通了，运费也太贵，不是长久之计，他决定打通水路交通。水路运输其实之前就有，但是并不好用，所以并没有得到重视。为什么运输成本最低的水运没有得到重视呢？

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河道长期没有疏浚，过不了大船（当时的大船也不多，一次性投投入大，肉食者目光只在眼前）二是各地水势不一，有的地方大船进不去，都用小船成本又高三是不方便转运，那时粮食都是散装。很多人都能看到问题，但只有刘晏有长远的眼光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想办法疏通了河道，制造了大船，并在各个节点设置粮仓，并将粮食都用袋子装。在运输时，先由小船运至河道旁的粮仓，再用大船集中转，最终“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粮食解决后，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经济问题。大家都知道解决经济问题，主要无非就是两条“开源节流”，但是这人尽皆知的四个字，却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好，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刘晏。刘晏天资聪颖又有实践经验，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很多研究他的人都认为这个突破口是“盐政”，因为他刚接手时盐税一年只有40万贯，而十余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600万贯。但骆驼认为“盐政”只是一个具体事例，还不足以体现刘晏的实力。

骆驼认为刘晏解决经济问题的突破口，是他发现了“市场经济”这个大杀器。为什么骆驼这么说呢，让我们来看下他所实行的经济措施。我们以盐政为例，在他之前盐税也是收归国有，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老百姓吃不起盐，各地盐官交不了几个盐税，所以国家的税收屈指可数。刘晏是怎么就做的呢？八个字“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产盐区的老百姓生产盐（不要问我为什么朝廷自己不生产，想想一般国企和私企的效率），官府保价收购（百姓有利可图）。

政府收购后再批发给商人，由商人分销。这是不是很像今天的商业模式，批发都是现款现货，而且还省了往基层铺货的成本。刘晏为了防止个别商人搞垄断，囤货居奇。还在各地仿照常平仓（古代存粮食的仓库）在各地都储存了一定量的盐，如果本地的盐价超高预警价格，那就由官府开仓放盐，平抑物价。其实刘晏不光利用常平仓储存粮食和盐，其它可以储存的民用物资他也都有储存。

刘晏为了掌握各地物价，方便随时调整，他还充分利用各地的邮驿为他搜集市场信息，经他汇总分析后，再制定相应的策略，通过不断调剂余缺，最终“ 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也就是说他不光掌握了市场规律，充分运用了市场调节的杠杆，还掌握了宏观调控的策略，所以“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这种结果很自然地就水到渠成了。如果刘晏后来没有被勾陷入狱，或者他的经济制度能被统治者继续延续，也许唐朝能变得更强，走得更远……

今天就聊到这里，明天让我们继续聊大唐。